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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戰時,美國政府 緣何三次拒絕蔣介石參戰?(連載)
来源:美國時報

    蔣介石緣何對於出兵朝鮮如此熱情?這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蔣介石為了實現自己“反共復國” 的圖謀,在維護“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利用美國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關注,死死拖住美國,爭取盡可能多的軍援,以伺機反攻大陸
    1950 年6 月25 日,朝鮮戰爭爆發。6 月27 日, 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 以“防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朝鮮南北發生戰爭的消息,對於已被杜魯門冷落的蔣介石來說,無疑是一個意外的“喜訊”。蔣介石還三次向美國提出派遣3.3 萬精銳國民黨軍隊參加赴朝鮮半島參戰的建議。
    但是令蔣介石沮喪的是,美國政府並未接受蔣介石的建議。蔣介石緣何三次提出出兵赴朝參戰, 而美國政府又緣何拒絕了蔣介石的這一建議?這其中隱藏著什麼歷史玄機呢?

    朝鮮半島燃起戰火,蔣介石喜出望外
    1950 年6 月25 日的清晨,蔣介石和往常一樣, 洗漱後開始吃早飯。此時,蔣經國匆匆來到,給蔣介石送來一份情報。這份情報並不詳細,只是說朝鮮南北發生戰爭。深夜10 時,台灣國民黨當局駐南朝鮮“大使”邵毓麟給蔣介石發來報告,蔣介石這才較為詳細地了解到朝鮮戰爭的情況。
    蔣介石對於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期盼,可謂是望眼欲穿。而現在,朝戰的爆發,似乎讓他看到了希望。他對於朝鮮戰爭的反應,與邵毓麟的報告基本一致:“韓戰對於台灣,更是只有百利而無一弊。我們面臨的中共軍事威脅,以及友邦美國遺棄我國,與承認匪偽的外交未及,已因韓戰的爆發而局勢大變,露出一線轉機。”
    的確,朝鮮半島燃起戰火,對於蔣介石來說可以算得上是“喜訊”。自從蔣介石政權撤到台灣之後,美國政府對它逐漸冷落。1950 年6 月以前, 美國政府在台灣僅有一名領事級的代表,最高武官不過是一名中校而已,沒有派駐正式的使節。
    朝鮮戰爭的爆發,成為挽救蔣介石流亡政權的救命稻草。6 月25 日朝鮮戰爭爆發的當天(美國當地時間是6 月24 日),正和家人在密蘇裡州獨立城休假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接到了國務卿艾奇遜的電話:“北朝鮮人已經進攻南朝鮮了。”這個消息令杜魯門震驚不已,他匆匆趕回華盛頓。
    由於朝鮮的軍隊勢如破竹,南朝鮮李承晚集團不得不把自己的首都遷到了距離漢城以南150 英里的大邱。6 月27 日,杜魯門正式發表聲明, 拋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同時要求蔣介石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行動。當晚,美國駐台代表斯特朗奉命拜會蔣介石,告知美國的這一決定。晚10 時,台灣當局“外交部長”葉公超面交蔣介石復示,表示原則上接受。
    杜魯門宣布防衛台灣的決定,令蔣介石受寵若驚,欣喜異常。但是“台灣地位未定論” 的說法和杜魯門禁止他進攻大陸的命令,卻令他在喜悅之余感到了幾分苦澀。如果承認台灣地位未定的話,那麼流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就成了問題。6月28日,蔣介石在“總統府”召開了軍政首腦會議,出席者有陳誠、王世傑、谷正綱、蔣經國等要員。為了爭取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軍政首腦會議不得不“原則接受”包含“台灣地位未定論”內容的杜魯門聲明。對於蔣介石而言,統治台灣的精神支柱,惟一的口號便是“反共復國”。杜魯門禁止他反攻大陸,蔣介石表面上不得不接受,表示“雙方意見完全一致”。但是今後拿什麼來激勵軍民呢?蔣介石和他的幕僚們發現了一個新辦法,那就是出兵朝鮮半島。
    蔣介石積極促使實現出兵朝鮮計劃
    其實還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駐日軍方就開始和蔣介石談判派國民黨軍隊開赴南朝鮮的問題。據國民黨資深外交人士、時任台灣當局駐美“大使”的顧維鈞回憶,1970 年冬,原國民黨將領何世禮曾同他談起此事。朝鮮戰爭前夕,麥克阿瑟派前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柯克海軍上將去台灣, 要求蔣介石派軍隊前往南朝鮮,以抵抗北朝鮮可能發起的進攻。蔣介石認為時機到來,可以借此向美國多要一些服裝、武器和給養。但柯克將軍拒不答應,談判糾纏於許多細節問題,遲遲未果。據何世禮說,蔣介石從內心是急於想派軍隊去朝鮮,這不僅是要藉此抬高國民黨軍隊的身價,也是為了討好美國政府。為了給台島軍民打氣,蔣介石大肆炒作麥克阿瑟訪台的“重大意義”,把它提到了“中美軍事合作”的高度,稱“挫敗中共軍隊已有了保障”。一時間,關於美台“親密合作”的消息,成了美國報紙的頭條新聞。
    杜魯門不得不派遣特別顧問哈裡曼到東京去做麥克阿瑟的工作,以免滋生事端。 (未完待續)
    艾夫斯(Charles Ives)、卡爾•尼爾森(Carl Nielsen)、謝爾蓋•普羅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莫裡斯•拉威爾(Maurice Ravel)和拉爾夫• 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全都成績斐然。伴隨著立體主義浪潮,新藝術運動噴薄而出:在畫家翁貝托•博喬尼(Umberto Boccioni)的《宣言》(Manifesto) 引領下,歌頌速度和工業主義,並且散發著一點法西斯主義氣息的未來主義走上了舞台;而形式怪誕,呈現出可怕的孤獨和機智的超現實主義也開拓出了一片天地。
    1914 年同樣也湧現出許多非凡的文學作品。十年來不停被各出版商退稿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終於付印,詹姆斯• 喬伊斯(James Joyce)的這本短篇小說集是愛爾蘭中產階級生活片段栩栩如生的真實寫照。這一年喬伊斯還完成了他的半自傳體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出版於1916 年),並且開始著手創作20 世紀最具創新精神的小說之一《尤利西斯》(Ulysses, 出版於1922 年)。弗郎茲•卡夫卡(Franz Kafka)駕馭著他飽受折磨的想像力,披荊斬棘地寫下了著作《審判》(The Trial,作者死後於1925 年出版)中的大部分篇章,並且為另一本著名的恐怖幻想小說《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1915 年出版)的出版事宜而極度苦悶,他懇求出版商不要把小說主人公薩姆•沙格裡(Gregor Samsa)變成可怕蟲子的插圖設為封面。
    戰爭歲月中眾多傑出的文學家也嶄露出頭角,其中包括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T.S. 艾略特(T.S. Eliot)和齊格弗裡德•沙宣(Siegfried Sassoon)等詩人, 以及D.H. 勞倫斯(D.H. Lawrence)、讓• 科克托(Jean Cocteau)、路易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和紀堯姆•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等人。而海明威(Hemingway)、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福克納(Faulkner)、以及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最好的那些作品等待著影響上世紀20 年代的戰後視角。
    今年,當我們在搖晃的影像,還有不盡其數的書籍與文章中重溫那場在一個世紀前開始的大屠殺時,將注意力集中在人類可以創造(也可以破壞)的事物上非常重要(和欣慰)。(未完待續)

编辑: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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