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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國夢 從貧民窟走出來的大法官
来源:美國時報

索尼婭•索托馬約爾法官。
(Soniasotomayor)

 

   “我認為這條魚找到了她的池塘。”
    這是1992年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作為新任聯邦法官第一天公開庭審之後對她的一個朋友說的話。她在新出版的回憶錄中說,當她坐在法官席上開始對法庭講話的時候,特別害怕,腿抖得膝蓋都撞一塊兒了。但是當她插入辯論給訴訟當事人提了一個問題之後,就不再恐慌了,她知道自己能做好。
    結果,她做得不只是好而已:從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升到了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2009年她宣誓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奧巴馬總統提名索托馬約爾法官在美國最高法院任職時指出,她的人生故事就是美國夢的代表。她出身貧寒,在布朗克斯(紐約市最北端的一個區——譯注)的一個廉租房小區長大,當時黑幫正在瓜分那個社區;7歲的時候發現自己患有青少年糖尿病,幾年之後父親去世。之後她去了普林斯頓大學(她在那裡獲得了享有盛譽的派恩[Pyne]獎學金)、耶魯大學法學院、曼哈頓地方檢察院,最終到了最高法院,成為美國第一位西語裔大法官。
    儘管到現在索托馬約爾法官的人生梗概已為人所熟知,但是她探索自己內心世界的回憶錄《我摯愛的世界》(My Beloved World)還是擁有讓讀者驚嘆、感動的力量。記者們描述這位法官所寫的法律文本枯燥無味、條理清晰而專業,但她對自己人生的講述則流露著真情,書中充滿了細緻的觀察和深刻的感觸。
    在這本書中,她沒有更多地解釋自己對可能會提交到最高法院的那些議題的看法(只是公正地談論了她做學生時“平權法案”的批評者對她的抵制),但是這本回憶錄自成一體,就像巴拉克•奧巴馬的第一本傳記《我父親的夢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一樣,引人入勝、充滿力量,講述著身份認同和成長的故事。
    索托馬約爾法官通過坦率而引人共鳴的語句,以誠摯而反省的態度回顧了她身為波多黎各後裔所渡過的童年、接受的教育,以及做律師的歲月。她描述的是自己成長的切身感受:家庭不溫暖,酗酒的父親行為變化無常,給家庭籠罩上一層陰影;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布朗克斯區,樓梯井要繞著走(因為走私者和癮君子們經常在這裡槍戰),人行道上亂扔著止血帶和玻璃紙包裝袋。
    索尼婭年少時最好的朋友是她的表兄尼爾森(Nelson),他們倆“跟雙胞胎似的,形影不離,在我們自己看來,我們倆一模一樣”,唯一的區別是“他更聰明”,“有個讓我羨慕的父親”。尼爾森後來吸食海洛因成癮,在30歲生日前死於艾滋病。索托馬約爾法官心想,“我們被同樣的危險包圍著”,為什麼她生存了下來,而尼爾森沒能做到。
    她在書中寫道,男子漢文化是其中一個原因,“這種文化保護女孩子,而把男孩子推到街上”,但是後來的事證明她自己的意志力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她的自律和堅毅,部分源於她對控制自己的糖尿病的決心(她7歲開始給自己打胰島素,因為    她的父母似乎幫不上忙);另外一個原因是,父親的酗酒和母親對他的憤怒(她表現的方式是晚上和周末加班,以免待在家裡)讓她自孩提時代就意識到生活的無常。索托馬約爾法官說,是祖母阿布麗塔(Abuelita)對她的愛護,讓她在“家裡的混亂中找到了避難所”,讓她“想像著我的人生最不可能的一種可能性”。
    她在少年時代就養成的“自立”性格,對她在常春藤盟校以及後來的法律界都很有助益,但是這也給她的私人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她說她與高中時的戀人凱文•諾南(Kevin Noonan)的婚姻之所以破裂,一是因為她的事業要求,二是因為她丈夫說他感覺她並不真的需要他。
    她說她並不認為“需要是愛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種看法也許太理性了:“事實上,我從小就養成了自力更生的習慣。這是因為我覺察到周圍的大人都不可靠,如果沒有養成這樣的習慣,我感覺我不可能生存下來。我深愛我家裡的每個人,但是到最後我還是得靠自己。”

 

 
    回憶錄《我摯愛的世界》
    Patricia Wall/The New York Times
    還是小姑娘的時候,索尼婭在看完《佩裡•梅森》(Perry Mason)之後,就迷上了當律師或法官的想法。不過,她最初的夢想是成為偵探,就像她最喜歡的女主角南希•德魯(Nancy Drew)那樣。她的思維方式與南希有些相似,她這樣對自己說:
    “我特別善於觀察和聆聽。我會注意到各種線索。我能從邏輯的角度找出事情的真相,我喜歡解開謎題。我喜歡自己全神貫注解決問題、忘記其他一切時那種清晰、專注的感覺。”理性——以及她認為自己是“規則生物”的感覺——在她讀法學院以及後來做檢察官和法官時,被證明是有用的。
    “如果制度被破壞了,我更願意修復它,而不是與之對抗,”她寫道,“我對法律程序有信心,如果它能公平地進行下去,不管結果是怎樣的,我都能接受。我知道窮人和少數族裔往往是犯罪的受害者,所以我很不願意把法律的對抗過程看作是另一種形式的階級戰爭。”
    索托馬約爾法官是個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她指出自己的生活有一個循環周期。不管是在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法學院、曼哈頓地方檢察院還是被任命為最高法院的法官,新環境帶來的挑戰最初總會讓她感到“極度不安、條件反射式的恐慌,擔心自己會跌得很慘”,之後她會“用驚人的努力來彌補”。她說自己早已從母親那裡明白“加倍的努力能克服信心的不足”。
    她在大學的第一個期中論文得了C,這讓她意識到自己需要學會組織更清晰連貫的論述,此外還需要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因為她的英語裡“充滿了西班牙語句式和用法”。她說,在接下來的幾個夏天,她把每天的午餐時間用來做語法練習並學習10個新單詞。她還努力惡補經典著作,比如《哈克貝利•芬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和《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她年輕時沒能讀這些書,因為家裡除了《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什麼讀物也沒有。
    對“凡事靠運氣”的恐懼——她不安定的童年生活的另一個後果——促使她認真準備課堂作業和法律案件。除了學業,她心無旁騖,這很快有了回報:因為她成績一貫優異,所以最後以最優等生的身份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做上檢察官後,她開始贏得一場場公訴案件。她為此感激她的眾多導師,包括耶魯大學的喬西•A•卡夫拉內斯(Jose A. Cabranes)和參議員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後者幫助她走上了聯邦法官的職業之路,感謝他們一路上教給她的各種基本經驗,她說她像塊“快樂的海綿”那樣吸取了這些經驗。
    比如,她提到曼哈頓地方檢察院院長沃倫•默裡(Warren Murray)曾告訴她,做檢察官不能只依靠邏輯,還需要調動陪審員的感情,讓他們感覺到“在道德上有責任判定被告人有罪”。
    她繼續寫道,州判例“就是一個故事:一個犯罪故事”。“是那些細節讓一個故事變得真實。我學會在詢問證人的時候問一些寬泛的問題,這樣就能引出一些跟感官有強烈聯繫的細節:顏色、聲音和氣味,這些都能在頭腦中形成一個畫面,讓聽眾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這部充滿見地的回憶錄正好突出反映了索托馬約爾法官優秀的敘事技巧。它雄辯而感人地證明:智慧和努力可以戰勝環境,童年的夢想可以通過堅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實現。

编辑: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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